在哈尔滨所面临的所有垃圾难题中，居民庭院垃圾问题无疑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环境卫生死角。
　　庭院垃圾何以成为屡治不愈的顽疾？它们躲在背街小巷，易被管理部门忽略；它们产生原因复杂，治理起来麻烦棘手；它们储运困难，牵扯大量人力物力……然而，它们又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、幸福指数，必须根治，别无选择。
　　我们每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理卫生死角，居民庭院垃圾总是首当其冲。一次义务劳动就从居民庭院清走成千上万吨的垃圾，恰恰说明这一卫生“死角”问题远没有解决。而这些垃圾堆在居民身边，污染着生活环境、玷污着城市形象，既影响百姓健康，也不利于社会和谐。在当前全市轰轰烈烈开展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中，庭院垃圾的确应该将其上升到“民生政治”的高度给予研究解决。
　　一个居民庭院的垃圾问题，可视作一个矛盾的统一体。民众小区的垃圾问题是颇具典型意义的，其中就包含着居民与物业、管理者与摊贩、城市社会发展与基础设施滞后等矛盾。社区干部和小区居民都在绞尽脑汁，力图化解矛盾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居民们期待的，是一套真正有效且长效的管理机制，以从根本上管住庭院垃圾。
　　事实上，在人群聚居之处，就必然会产生垃圾问题。而解决垃圾问题，也决非某些人所说的那么难。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认真研究庭院垃圾问题，从制度层面上破解难题，把这一卫生“死角”从城市中彻底清除，让百姓满意，与我们建设现代大都市的步伐合拍。
　　一切都不一样了，突然之间。
　　民众小区院内的垃圾消失了。小区外，全市爱国卫生运动正开展得轰轰烈烈。电视上、报纸上，到处是社区干部挥动扫帚清除垃圾的振奋场面。
　　小区内，积了一个月的垃圾小山被移走后，死角再也没有出现。人们还记得时常出现在大院的社区主任老孟，披着件大衣，一个人默默地扫垃圾。彼时，今年春季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没有开始。
　　如今，小区的垃圾危机暂时解除，却有人在传，孟宪滨要辞职。
　　坐在小区花坛边的几位老人听闻，叹了口气：“他如果不干了，民众小区就更难管了。”
　　物业弃管，垃圾难住社区主任
　　电话另端，孟宪滨沉默半晌：“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，只想做一件好事。可是，太难了……”
　　为了民众小区的垃圾问题，他已感心力交瘁了。
　　钱。钱。还是钱。
　　在民众小区的“垃圾哲学”中，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儿。再见到孟宪滨时，他还是习惯披着件大衣。衣服内兜里，揣着四张签有他名字的欠条。为了垃圾的事儿，孟宪滨已经开始自己垫钱。“不能给我爱人知道，不然她肯定要跟我急。”
　　欠条是垃圾清运车司机开出来的。社区内的垃圾，由道里区环卫办的车负责清运，但要花钱，一个月500元。孟宪滨还有其他“欠账”。这个51岁脾气温和的老实人，已经因为垃圾问题精疲力尽了。
　　去年，当中实物业和保洁公司一并撤出民众小区后，短短两个月，小区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垃圾风暴。花坛、空场、楼墙外，到处是堆积成山、散发腐臭、漫天飞舞的垃圾。小区内做生意的麻辣烫小店、仓买和小饭店，所有倾倒的垃圾在路间流淌。小区内主路翻浆，垃圾混合着泥泞，叫卖声、喇叭声……一片狼藉。彼时，正值盛夏8月。
　　居民庭院垃圾，是全市目前最大的垃圾难题。与道里区共乐街道办事处民众社区管辖的其他3个小区———新阳胡同、武警大院和峰尚福成相比，民众小区的垃圾问题最为严重。
　　整整15吨———当孟宪滨和社区其他干部将这些垃圾大车小车地推出小区后，开始有些“后怕”了。很快，他的预感成了现实：有居民告到市长热线，责任由区落到街道办事处，然后“顺理成章”地落到孟宪滨头上。
　　垃圾，让孟宪滨从此陷入“水深火热”。此前垃圾管理的诸多不如意，以及那场可怕的垃圾风暴，已经让居民产生强烈的抵制心理。孟宪滨遭遇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个尴尬———挨家挨户，无论以何种方式保证，居民对卫生“重整旗鼓”的信心缺失、态度强硬，卫生费收缴率不及40%。
　　最为糟糕的是，民众小区共52个单元、1170户，即使按全市卫生统一标准每月5.1元/户计算，全部缴纳也只能收上5000多元。彼时，“没经验”的孟宪滨找的是一个月6000元的保洁队，结果因为钱的问题，小区卫生只维持了20天。
　　孟宪滨借了辆车，跑到附近的城乡接合部撒广告。50多张广告终于招来了一对夫妻。两人称以前干过社区保洁，有经验。最重要的是，占地0.8平方公里的民众小区，既负责袋装垃圾，又负责公共部位垃圾，夫妻俩一个月只收3000元钱。
　　事情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。“那夫妻俩开始干得勤快，但很快就油了。”孟宪滨开始经常接到居民投诉，说“扫卫生的今天又没来”。孟宪滨这才明白，保洁也有“潜规则”，要“一分钱一分货”的。
　　今年2月，春节一过，小区出现了第二次垃圾危机。10栋1单元墙体出现了一座长4米、高1米的垃圾山。好在是冬天。孟宪滨和几个社区干部将积压的垃圾和冰雪一起搬上车，车是他垫钱雇的。这一次，孟宪滨沉默了。垃圾堆中，袋装垃圾只占到一部分，其余全是小区内饭店和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倾倒的。
　　进入3月，二环桥大发市场地段的扬土变得异常严重。桥这边，民众小区正饱受“外忧内患”的双重夹击。坐在花坛边，看着小区偶尔扬起的尘土，孟宪滨再一次沉默。他不知道，小区的卫生还能维持多久，不知道下一次危机何时爆发。从2003年上任到现在，他在民众社区已经干了整整7年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民众小区的过去与现在，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明白。
　　他终于知道，为什么所有人都急于踢走民众小区这个包袱。因为它就像一颗炸弹，一旦在自己手里爆炸，带来的将是无休止的物力与人力牺牲。
　　3月28日，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号角吹响了。孟宪滨却在一大早被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吵醒。“他们问我小区门口，大道中央，那堆垃圾为什么没清。”这个问题问得孟宪滨哑口无言。小区门外的摊贩与小区内的流动摊贩“里应外合”，大堆垃圾摆在小区正门外的康安路中央。这种情形，比往年出现得要早。
　　这是他一直不愿想的。
　　可是，还是来了。
　　摊贩涌入，小区环境雪上加霜
　　摊贩所产生的问题，不仅仅是占道，还有大量垃圾。
　　居民“炒”掉老物业，想找个能管好环境的“靠谱的”新物业，但所有希望成为泡影。
　　民众小区对面有条小街。因为私家车停放问题，常常直接影响到康安路的交通。小街有个听起来挺讽刺的名字：通顺街。
　　民众小区也面临两个尴尬：名为“民众”，却因为民意掀起过一场场风波；虽住的大多是教师，却在维护生存尊严这件事情上屡遭挫折。
　　通顺街和民众小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。通顺街有个合法早市，上午9点，早市一撤，摊贩大量涌入民众小区，和城乡接合部的打工者、下岗职工聚在一起，可以叫卖一天。没人管。
　　摊贩形成的“市场”9年来壮大到50个摊位之多。小区主路已经无法行车。摊贩成了小区垃圾风暴的最强制造者，也令居民的心降至冰点。
　　小区物业没有将摊贩扼杀在摇篮中。“他们根本就没想管。”居民金玉新说。
　　摊贩所产生的问题，不仅仅是占道，还有大量垃圾。“他们的垃圾要远远多于居民垃圾，随时，随地。”孟宪滨说。现在保洁的夫妇俩已经不想干了，说是“摊贩的垃圾能要人命”。曾经，负责小区卫生的保洁公司还向摊贩收过卫生费，令摊贩的存在变得更加理所应当。
　　无奈，小区的教师们开始了对生存环境的捍卫。业主委员会几个前负责人决心“炒”掉中实，由隔壁峰尚福成的物业接管民众小区，且一并负责卫生，效果也许更好。
　　“炒”掉物业，想来应该是艰难的。然而，中实物业却答应得异常干脆。
　　当事情正在走向一个圆满结局前，出现了意外逆转。新物业合佳公司在进入民众小区两个月后突然消失。其间，他们收过物业费，一度让小区实现半封闭。也有业委会代表为鼓励他们，想找媒体给“表扬表扬”。可是，希望成为泡影。卫生与摊贩问题，没有解决。
　　在垃圾风暴的两个月中，居民开始为生存环境而战。然而，注定是一场无力的对抗。
　　去年9月一天傍晚，7栋的陈伟和妻子拿着铁锹，把大堆的垃圾扬向一处水果摊位。“我让你摆，让你摆！臭气熏天的……”陈伟的妻子用几乎歇斯底里的声音喊。“你凭什么？你算老几，敢砸我的摊？”摊主是个30多岁的女人，为了捍卫不到一平米的生计，喊得嘶心裂肺。很多摊贩围过来，看着气势汹汹的居民，却默不作声。
　　大垃圾堆“屹立”了一个星期。卖蔬菜的冯婆子回忆：“一个大垃圾堆就能让七八个人出不了摊。”后来，那场风波很快随着垃圾堆的清走而平息了。
　　去年9月9日，某报纸刊发了民众小区某教师写的一封信：《教师大院“跑马占荒”到何时？》。10日一早，小区门口停着道里区城管执法局的车。“那是小区最敞亮、最舒心的一天，真像是教师节的礼物。”居民严新玉感慨。只是，幸福太短暂了。第二天，执法车刚一开走，摊贩便蜂拥而归。“执法的有人跟我说，小区摊贩严格意义上不归他们管，因为有物业。”
　　全市居民庭院的卫生，有的由物业负责，有的则由社区代管。即使是物业负责的卫生，也分楼内和楼外保洁，自主选择，参差不齐，没有统一规定。保洁的方式都是雇用人员，难以监督，难以长效。而物业的准入与退出，相对自由。
　　费用显然是制约小区卫生的一个关键。物业一再强调资金缺乏是因为低缴费率。而业主拒缴费用的理由，往往是因为物业管理不善。
　　小区的居民不明白，他们只是在最低标准下寻找一个靠谱的物业，为何这么难？
　　他们没有放弃。只是，茫然了。
　　硬件缺失，垃圾储运步履艰难
　　有垃圾的小区，住的都是穷人？民众小区居民谁也不会承认。但是，与周围封闭小区的卫生设施比起来，民众小区的确显得寒酸。
　　刘长英也是住在民众小区的教师。一次坐出租车回家，司机说：“民众小区？就那个有小贩的破院？”刘长英说：“怎么能叫破院？”司机说：“怎么不破，还挺穷。有垃圾的小区，住的都是穷人！”
　　南美花园、峰尚福成、欧洲新城，已经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富人区了。走进这些小区，不用说绿化、健身设施，单说封闭管理配套全天保洁，已经显示出无比优越性。垃圾问题，似乎成为一种等级化了。
　　当晚，刘长英约上两三个老教师去欧洲新城散步。“他们那儿有垃圾箱，每个单元门前面摆放垃圾筒，还有自己的垃圾转运间。”刘长英说，连那儿的保安都知道，民众小区的大垃圾堆每天从小区内转移到小区外，就在离欧洲新城不远的民众街，清运车来之前，民众街就成了露天的垃圾中转站。
　　与封闭式小区相比，民众小区着实有着先天缺陷。可是全市封闭式小区只是少数，民众也算不上老小区。“我们这里有教师、有医药公司的家属，说谁是穷人？”刘长英说。
　　市环卫办的观点是，硬件容器缺失也导致居民庭院垃圾成堆。全市大多数小区没有垃圾储运间，急需大塑料桶或地埋式的垃圾桶。按哈尔滨市现有3000多处小区庭院、每处至少放两个容器来计算，全市还缺7000多个。
　　如果说民众小区是钱的问题，那么道外黎华街道办事处华北社区的卫生问题，恐怕难以用钱说通。几个楼长说，因为多是回迁户，挺团结，都希望小区环境好，所以主动缴费。可是，物业常常是只负责楼内，对公共部位一概不管，偌大的小区没有任何垃圾箱。社区主任余金娥在5月初一次垃圾集中清理中拉出30多吨垃圾，却因为区环卫办的清运车“外出拒绝拉运”的理由，只好将垃圾运往转运间。小小的转运间步行到达需要8分钟，临铁道线，旁边是百平米垃圾场。
　　用不了多久，民众小区24个马葫芦里的水会一起冒上来。小区的硬件设施已经老化，达到极限。去年末，地下自来水管道坏了两次，孟宪滨求朋友找来抢修大队补大口子。今年年后，小区开始间断性断水。
　　孟宪滨咬紧了牙关。他知道，一旦放弃了，之前的努力将彻底化为泡影；而居民对他刚刚建立起的信任，也将彻底被摧毁。
　　他想要继续做下去，很想很想。可是现在，他所从事的所有，都令他感到异常艰难。他也曾想要调动集体的力量，可是很多居民已经开始劝他放弃。
　　“一些有条件的，在别处买了房子，离开了这里。一个单元21户，有的剩下不到15户。”刘长英说。
　　“民生政治”，庭院垃圾亟待破解
　　无论如何，垃圾管理是上升到“民生政治”的时候了，加大投入、落实责任、加强监管……
　　人们期待更见效、更长效的措施。
　　5月15日，又一个周六，是民众社区干部大扫除的日子。孟宪滨穿着一身旧运动服，爬上民众小区院内幼儿园的房顶，用钩子将一袋袋从居民楼上抛下的袋装垃圾收进口袋。仅中午那一会儿功夫，扫过的主路又出现了摊贩扔的垃圾。就在前一天，民众小区因为垃圾问题上了“黑名单”，被公布在全市多家报纸上。
　　“越干净，反弹得越快，下一场垃圾危机可能来得更快。”这是民众小区居民、老教师孙道荣的“垃圾哲学”。
　　城市垃圾围城的破解，不是靠一场运动来完成的。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一再这样强调。爱国卫生运动，不应该变成一场真人秀。
　　无疑，居民庭院的垃圾问题往往是最好突击的，最容易做出成绩的。全市居民庭院环境卫生整治已于4月末启动。连日的突击整治已经让全市大部分小区完成“清根”。月底前，全市1400余个小区的环境卫生将彻变。
　　接着，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出台了评比机制：所有小区将挂上庭院环境卫生评定级别标示牌，明确优秀、达标、不达标级别，还提出了细化标准。同时，一场“究竟谁来管卫生”的思考正论证一个最终答案。一旦确定最终责任人，强化落实责任就将成为彻底整治庭院垃圾问题的长效机制。
　　孟宪滨说，这么多年来，庭院卫生究竟谁来管，应该有个定论。“垃圾既然是大问题，就得有大管法。政府应该拿出真心处理垃圾问题。如果有一个明确的责任方，对卫生的管理也就有了标准认定和奖惩机制，庭院垃圾也就能够管住了。”
　　事实上，人们完全有理由假定，居民庭院产生垃圾问题是必然的。假如有强力的监管机制，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。走访中，记者有深刻体会：很多部门将精力集中在清理垃圾的结果上，而忽略了这其中可能的突击或是转移垃圾所产生的假象。
　　孟宪滨说，无论将来庭院卫生归责落到物业还是社区，卫生决不容出现资金危机，这也可以有效避免收费尴尬。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加大投入，毕竟，民众的自发性和群体性力量是薄弱的。
　　末了，孟宪滨辞职成与不成，大家还不知道。
　　有人说，他写了足足三大篇辞职报告。
　　那个老实人，也许有太多舍不得。